南宋大学者朱熹在《中庸注》中说：“君子之心，常存敬畏。”我国还有位古贤曾这样说过，人活着不能随心所欲，而要心有所惧。他们所言，都是告诫人们，人生在世，应当常存敬畏之心。

所谓敬畏之心，就是指人类在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面前所怀有的一种敬重与畏惧心理。怀有这种心理，它能让人懂得自警与自省，它还有助于人规范与约束自己的言行举止。不仅如此，它还具有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形成和谐关系的作用。

可以说，做人常存敬畏之心，在我国也有个优良传统。儒家有“畏天命”、“畏圣人”、“敬其在已者”等敬天爱人之说；道家强调，人对自然规律、对人与自然相和谐应怀有强烈的敬畏感。这些学说、主张对当时人和后来者都是大有教益的，它拓展了人们的视野，洗涤着人们的心灵。

更可敬的，是一些贤人能士把自己的敬畏之心，切切实实地落实在了自己的行动上。“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正因为如此，所以在写作上尤显一些文章大家的严谨、敬畏之风范。宋代文坛领袖欧阳修在改定自己过去文字时，反复推敲，“用思甚苦”。其妻不理解，说他何必如此辛苦，难道还怕先生责怪吗？欧阳修笑答：“不怕先生责怪，却怕后生笑”。这种用字有所“怕”的作风、做派，着实令笔者心动、必仪。

胡适先生对写文章也存有敬畏之心。他成名很早。他在成名之后，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格外小心谨慎。尤其对写作，更是这样。他曾对人说：“人家以为我写文章，总是下笔千言，一挥而就，其实我写文章是极慢极慢的。”李宗仁曾对胡适在写作上的极其慎重态度作了十分形象的评价：“适之先生，爱惜羽毛”。胡适先生的写作态度和行为，也令笔者肃然起敬。

罗曼·罗兰说：“艺术是被征服的人生，艺术是生命的帝王”。可见，艺术是至上的非凡产物。因此在艺术上也尽显一些艺术家的敬畏之心和优秀品德。梁启超先生对自己的书法是慎之又慎的。胡适先生曾对人说起，梁启超在遗墨真迹可稽考者约有3万件，而件件足珍；其中没有一件是“苟且落笔”的。何以故？胡适以为，“因为梁氏成名太早，他知道他的片纸只字都会有人收藏，所以他连个小纸条也不乱写。“梁启超先生对书法如此慎重，能令笔者拍案纠绝！

我国著名画家吴冠中先生历来爱惜画名，晚年几近苛求。在他看来，一个艺术家的审美判断，如果追求市场行情，则无异是艺术的自杀。虽然他的画作在市场上寸纸寸金，但他从不屈从金钱，更不附庸世俗。他把艺术看得格外神圣，他要做到：“绝不让谬种流传”。他每每将“不满意之作”付之一炬。对有些画，有时连他自己都不忍心下手。于是，他就狠心地让家人去烧。就这样，数百幅浸染着他无数血汗的画，转瞬间就在他眼皮底下化为灰烬。 即便如此，他也不发出一声叹息。吴冠中先生只想保留那些让明天的行家挑不出毛病的画给后人。他说：“骗得了今天的人，骗不了明天的人”。吴老对画画的虔诚和谨行，实在让笔者叹为观止、敬佩不已。

这些先生之所以心存敬畏，是因为他们都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他们真正做到了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真正做到了“上对得起先人，下对得起子孙”。他们不愧为我们的人生楷模，我们理应崇敬他们和向他们学习。

毫无疑义，做人的确应该像欧阳修、胡适等人那样心存敬畏。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心存敬畏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敬畏之心相随，自己就不敢心生邪念和贪欲；敬畏之心相随，自己就能自觉地遵纪守法，向规则低头，不去做违规犯法的事；敬畏之心相随，自己就能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地工作，使自己在工作中不犯或少犯错误；敬畏之心相随，自己就能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敬畏之心相随，自己就能有良心善意，从而让自己夜夜安然入睡；敬畏之心相随，自己就能加倍珍惜生命；敬畏之心相随，自己就能拥有美德懿行，干光彩的事，做光彩的人；敬畏之心相随，自己就能发愤图强，艰苦奋斗，既为自己开辟锦锈前程，更为人民多作贡献。

心存敬畏，并不是叫人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而是叫人想之有道，说之在理，做之合法。也即是说，该想的想，该说的说，该做的做。这样，心存敬畏，才更有意义。

有敬畏之心者大有作为，有敬畏之心者必荣于人。有忧才无忧，有惧才无惧。心存敬畏，是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是一个人更有意义地活着的一种明智选择，是一个人在世间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受人尊敬的一件法宝。

世间，不仅是我们的贤人能士心存敬畏，外国的也不例外。德国哲学家康德曾对人说：“我一生中敬畏两件事：一是浩瀚的星空，二是内心中的道德。”说白了，就是他一是怕认识不了星空的奥秘，二是怕自己的道德不够美好。像胡适、康德等这样的贤人能士尚心常存敬畏，难道我们这些凡夫俗子还不更应该如此吗？